兽爷丨摸着他们过河
2017年，一名英国记者发现，在全球最大图书馆数据库世界猫的陈列中，讲述一战和提及1918大流感的书籍比例是：
200：1。
两件几乎同时发生的悲惨事件，竟然在人类记忆中留下了深浅不同的凿痕。即便从杀伤力来看，1918年大流感的后果比一战严重得多。
大流感感染了全世界三分之一的人口，最多可能导致了1亿人死亡，远远超过了两次世界大战的总和。
但这场灾难，几乎退出了群体记忆。直到今天，也没有关于这场大流感的准确死亡数字。1918大流感从哪里开始，如何结束，医学界也依然没有定论。
过去一百年，人类选择忘记这个悲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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历史经验证明，尝试预测病毒的未来艰难之极。科学用逻辑寻找答案，而病毒的变化逻辑是：
毫无逻辑。
医生和科学家只能从宏观数据中，描摹它的轮廓。
一个月前开始的新一波疫情，为我们描绘了奥密克戎的轮廓。目前全国所有省都有疫情出现，除浙江外，都有高风险地区。
疫情严重的四个城市——北京、广州、郑州和重庆，正好是华北、华南、华中和西南的中心城市。
广州的新增感染，主要还是在11月5日之后开始爆发的。从新增2000到新增4000，用了7天。再翻倍，就只要3天了。
重庆的节奏也大抵相似。在11月11日新增感染超过千人，2天后翻倍，4天后再度翻倍，达到了4000多人，并持续了数天。
这期间，北京的新增感染也在快速翻倍。仅在人数破百一周后，开始直线上升。
没有办法，奥密克戎感染者在呼吸道的病毒载量高，这让它的传染性比阿尔法及德尔塔等更强，有医生说，在同样的病毒环境下，被奥密克戎感染比得感冒还容易。
香港卫生署在最新的情况公布中，已经将病例称作是：
严重急性呼吸综合症冠状病毒2。
奥密克戎究竟是怎样一种病毒，这波疫情的重灾区广州，最能说明问题。
广州此轮疫情始于10月底，截至11月24日，在正好一个月的时间里，新冠感染者已超12万例。
12万人中，有超过10万人是无症状，占比96%。
剩下的1.9万确诊患者，需要到医院或方舱“治疗”。根据影像学有没有肺炎的表现，确诊病人分为轻型和普通型。
普通型患者会有肺炎表现。我看了一下，广州每天在院的普通型病人为200例左右。也就是说，广州每天需要200张“真正的病床”。
广州12万人的疫情，只出现了两例重症。上一期公布重症病例，还是11月17日。全国范围内，也只通报了20多例重症，他们正在接受积极的救治。
从防疫的角度讲，中国的举措无疑是成功的。新冠疫情三年来，中国大陆的死亡人数是5000多，甚至只是香港的一半。
优等生新加坡的病死率是0.02%，而中国大陆是0.01%，美国是中国的110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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但现实是，包括抗疫初期十分严厉的新加坡、香港和台湾地区，都在降低防疫强度。
而最新的“二十条”出台后，中国大陆有些地区的防疫强度不降反升。卫健委明确要求不要层层加码，但连上海，都在加码。
我们当然有自己的节奏，但也不妨研究下别人。中国人最擅长摸着石头过河的。
兽爷的好友包叔说：
咱们面前摆满了石头啊。
我们的香港，是9月23日降低防疫强度的，迄今为止正好两个月。新增新冠死亡人数为533人，每天9人。
而放松管控前两个月，香港新增死亡人数为650人左右。放松管控后，比之前每天平均少2个死亡人数。
香港适合做我们的第一块石头。尤其是将广州与香港做对比，可以做很多实实在在的推演。
以广州作为样本，是因为香港老年人的疫苗接种工作，其实做得并不出色，尤其是和新加坡95%的覆盖率相比，香港只有85%左右。
根据广州发布的数据，210万广州老人，疫苗覆盖率也差不多在85%以上。比如，接种工作做的最好的黄埔区，完全接种覆盖率为87.5%。
在推演之前，首先介绍一下香港的防疫办法。
过去两个月，香港实施的是分流治疗，重症以及有基础病的病人，才会被送进医院。内地所谓的普通型患者，统一在北大屿山医院或者社区医院进行治疗。
人数最多的无症状感染者，需要自行上报，但可以选择居家隔离或统一隔离。上报后，政府会派发电子手环和抗疫物资包。
无症状感染者的隔离期是14天，但接种过2针疫苗的人如果在第6和第7天连续阴性，就可以自己剪掉手环，结束隔离。
如果无症状感染者在居家隔离期间出现轻症，可以预约免费的士车队，送到指定的诊所就医。遇到病情恶化或者紧急症状，需要打999急救热线。
在此基础上，我们可以推演，广州如果降到香港一样的防疫强度，会发生什么？
广州人口是香港的2.2倍，如果按照香港放松管制后的感染速度来算，以五天为一个周期，广州会增加10万感染者，其中8.4万人是无症状，可以自行隔离；还有1.6万人为确诊患者。
也就是说，前五天，广州平均将每天有3000人需要接受治疗。这与香港的数字相符，香港最高峰时期的日住院人数为1500人。
这也意味着，广州需要每天提供3000个床位。当然，别担心，不一定非要是ICU床位。
香港和内地的实践中，轻型患者使用方舱床位就好，普通型才需要入院治疗。按照十分之一的普通型患者来算，广州每天需要：
300个医院普通床位和2700个方舱床位。
而按照万分之0.2的重症率来算，广州需要的ICU床位，仅仅是个位数。
对于广州，这些床位并不是很重的负担。当然，前提是所有无症状感染者能够安心地，居家隔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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毫无疑问，以上只是一份完全机械式的推演方案，推演的基础，是所有要素都处于理想状态。
现实和理想的差距，比我们想象中要大得多。
这几个月有几件事让我觉得，降低防疫强度并不是共识。第一件事发生在11月12日，山西大同的一些医护人员被集中安排在宾馆临时调休。但宾馆附近小区居民担心他们带来疫情风险，便上门驱赶而发生暴力冲突；
另一件，就是郑州富士康员工的“大逃亡”，对新冠抵抗力最强的年轻人们宁愿风餐露宿，也要步行回家。这是现阶段普通民众面对疫情最真实的反应。
两件事背后，是大众对于新冠的恐惧。这种恐惧不消除，香港新加坡那样的分流治疗就根本无法实施。一旦防疫强度降低，轻症的感染者，甚至无症状感染者，可能会瞬间挤爆所有的医疗场所。
住在北京的我，住在上海的包叔，以及正在看这篇文章的读者，都无法代表这个国家的大多数。中国大部分地区，无论是疫苗推广还是ICU等医疗资源，存在严重不平衡。五环内的人，也要考虑别人的生命安全。
很多年前，加缪在《鼠疫》里写过：
世间的悲剧，几乎总是来自愚昧无知。
从这一点上来说，新加坡这块石头很值得摸一摸。
从今年4月至今，新加坡连续放松防疫措施。8月份取消室内戴口罩规定，入境也不用7天居家隔离。
在这之前，新加坡全力宣传疫苗接种，作为放开的准备期。疫苗的全程接种率达到了92%。
现在的新加坡，每天只公布重症人数，力图减轻人们的恐慌心理。
最新一个月，新加坡总共新增感染6万人左右：
其中有0.3%需要吸氧，0.04%住在ICU，0.03%死亡。
最近在微博上有个很火的话题，感染新冠是什么体验。其中有不少人说就像重感冒一样，也有一些奇奇怪怪的症状。比如有人脚出现蓝紫色斑块，有人指甲出现白线，有人丧失辨别酸甜的味觉，还有人脱发。
新冠病毒进入人体后，是结合在名叫ACE-2受体的蛋白。坐上ACE-2蛋白的顺风车，病毒流窜到血管内皮细胞，直至心肝肺脑等器官。这解释了新冠以及后遗症状千奇百怪的原因：
病毒流窜的路径随机不确定。
新冠的后遗症，是很多人恐惧病毒的原因。对于早期新冠病毒后遗症的研究，中国的成果不太多，毕竟样本比国外少很多。
新冠后遗症的名字，最早是新冠患者自己取的。如今它主流的定义，是感染后四周或以上出现新的持续症状。3个月后仍有相关症状。这些症状，包括疲倦、头痛、失去嗅觉和味觉、肌肉无力等，一共有：
200多种。
但这些是新冠早期病毒的后遗症，并非奥密克戎。奥密克戎从发现到现在，不过一年时间。最早针对奥密克戎的后遗症研究，今年6月才在《柳叶刀》上出现。
这个由伦敦国王学院做出的研究，其中一个结论就是：
奥密克戎后遗症的风险系数要比德尔塔低两倍。
今年7月份，英国国家统计局也对国民的后遗症有过调查统计。其中的结论就有，打了两针疫苗的奥密克戎感染者，自报有后遗症的人数比例，是德尔塔感染者的一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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几天前，美国的首席医疗官福奇在白宫留下了他最后一个建议：
接种疫苗。
现在，我们普通人能做的，以及最好做的，就是打疫苗。
发表在medrxiv上的最新研究上写着，美国人目前已经有94%以上的人至少感染过一次新冠病毒。但接种疫苗仍然可以发挥95%以上的有效性来防治重症。
香港的数据也显示，95%以上的死者为60岁以上的老人。而未接种疫苗群体的整体死亡率，是接种三针疫苗的：
33倍。
新加坡作为病死率仅次于中国、全球最低的国家，老年人疫苗接种率超过了95%，比年轻群体更高。他们最新的数据显示，没有疫苗基本保护的，80岁以上风险是五旬年龄组的34倍。
新加坡说的疫苗基本保护，是指接种三剂mRNA或重组蛋白疫苗，或四剂科兴灭活疫苗。
所以，为了自己和家人的健康，请尽量接种疫苗。我们尤其得带动身边的老人打疫苗。
当然，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实践来看，新冠最残酷的一点是，哪怕人们尽力做好所有的事情。在放松防疫强度后，不可避免地要面对一个巨大的冲击波。
尤其是中国巨大的人口基数，任何绝对值都是巨大的。《中华医学杂志》估计，中国每年因为流感而死亡的人达到了：
9万。
台湾宣布共存政策后，也出现过日增死亡超过200的情况；香港上周死了77人，如果按人口比例换算到内地，那就是13475个人。
上海上一波疫情死亡500多人，已经是两年来最大的损失了。在呼吁放松之前，所有人应该先问自己，做好心理准备了吗？
那天，包叔问了我一个问题，如果新冠病毒像天花那样存在一千来年，我们怎么办？
我想了很久。其实一百年来，常年存在于人类呼吸道的冠状病毒，其实还有另外四种。我们并没有对这四种冠状病毒采取防疫措施。或迟或早，我们总要直面冲击波。
如果冲击波真的像地震一样不可避免，我们只能把房子修得更结实一些，多准备食物和水。我们消灭不了灾难，只能努力减灾。
100年后，我们甚至可能会像忘记西班牙大流感一样，忘掉这三年。历史学家赫拉利说过：
我们没有办法预测未来到底会怎样，因为这取决于我们今天所做的决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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